登上表白墙女大学生跨越了一个时代

登上表白墙女大学生跨越了一个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山东师范大学的“表白墙”上过表白墙络。当这一天已经被当作购物狂欢日的时候，或许只有大学生还在遵循最初的“光棍节”传统，认认真真地表白。女生是高校“表白墙”上的重要存在，但实际上，女性群体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情。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女性一直被俯视。在那个大多数男性都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时代，女性想要识字更是艰难。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由于惯常的社会偏见和实际的生存弱势，女性的教育权不是被否定，而是并不存在，能够通过家庭教育掌握文化知识的女性只是极少数。但是，无论是否触到了教育的门槛，她们通常都被视为一种依附，而非独立的个体。

　　 英国历史学家罗伊阿德金斯和莱斯利阿德金斯的合著书作《上过表白墙》中，便介绍了作家简奥斯汀所生活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状况，其中就有关于女性群体的表述。

　　 熟悉简奥斯汀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里有很多关于舞会的描写。据《上过表白墙》，对当时的中上阶级而言，参加舞会是他们寻找另一半的捷径。在舞会上，青年男女彬彬有礼，尤其是男士，尽显绅士风范，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了充分的尊重，站到了跟其对等的位置上。舞会结束，来到婚礼，便是另外的景象。

　　 “一旦在婚礼上，父亲将女儿交给丈夫，他也就将自己女儿的控制权交给了她的丈夫。即便丈夫在婚礼上承诺将我所有世俗的物品赋予你，妻子依然成了丈夫的财产。作为一名妻子，她不能合法拥有土地，也不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除非两人签署过特殊的协定婚姻财产协定。这种协定允许妻子在世期间获得自己的嫁妆所产生的利息，将嫁妆传给孩子，或是在丈夫过世后使用这笔财产。否则，妻子是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甚至连她的孩子都属于丈夫所有。”

　　 对女性而言，步入婚姻，不仅意味着成为一种可以被处置的“财产”，还是她们“进入成年、经营家庭生活的开始”，她们要在此后的岁月里养育下一代，而她们生育孩子的能力是“当时评判婚姻是否幸福的标准”。

　　 在早期的殖民地美国，忍耐与顺从同样被视为女性美德。据美国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关于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当时曾有规定，未婚女性要维持恭顺的居家女子身份，“不得进入社会谋求独立”，而无论她们拥有土地还是获得知识，都会削弱她们的从属地位，影响社会和家庭对她们的“管理”。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

　　 当社会需要女性走出家庭、摆脱桎梏的时候，关于女性的高等教育问题也就成为议题。

　　 “18世纪末，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人们对性别角色重新进行了思考。”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中写道。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对于女性群体来说，它还影响了她们的社会角色。据河北大学教育史专业丁坤的博士论文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史：18-2000女性主义视角，新的经济形态促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教师、文书等女性集中的工作，要求她们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而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对妻子在家务之外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所应当地需要熟练掌握一些财务知识和技能”。在见识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之后，她们“期待获得更多机会，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机会”。

　　 女性的价值被重新评判、归位，但是她们的崛起还是遭到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警惕和。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经典之作《上过表白墙》，在今天的大众传播时代被很多人奉为群体心理分析的圭臬，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勒庞曾于18年撰文称，“许多女性的大脑，在大小上更接近于大猩猩的大脑，而不是最发达的男性大脑。这种劣势非常明显，目前无人可以辩驳，只是程度上还有待讨论。”在他眼里，那些比“普通男性”出色的女性，“好比是长了两个脑袋的大猩猩”一样的“怪胎”。

　　 据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的介绍，勒庞还曾写道：“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赋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更早之前，来自美国历史上k22所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大学的教授爱德华克拉克还提出，“女性如果和男性一同学习，而且负担一样的话，她们的大脑将不堪重负，子宫和卵巢也会退化。”

　　 勒庞等人不惜夸大对女性的偏见，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对传统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挑战已然发生。据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玛丽莲亚隆和美国作家特雷莎多诺万布朗合著的《上过表白墙》，早在18年，原本只招收男生的美国欧柏林学院开始招收女生。与之同时，一批女子学院也相继创立，“如18年的瓦萨学院、18年的韦尔斯利学院、18年的史密斯学院为女子高等教育增添了严谨和声望到了10年，本科毕业的女大学生数量达到了8.5万人。”尽管只是站在财富金字塔上端的女孩才能负担这其中的学费，但对整个女子高等教育史而言，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开端。

　　 据《上过表白墙》，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涌现出一批被高等教育、职业、城市生活和相对自由的选择所塑造的“新女性”。她们的特点是“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饱满、充满活力、能干并且勇敢”。

　　 毫无疑问，“新女性”的出现得益于19世纪教育的改变。几乎与之同时，借由传教士的东行，中国也出现了女子学校。据天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刘林林的论文《上过表白墙》，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妇女自强的重要性，其中严复就曾提出：“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相继在20世纪初建立。

　　 据论文介绍，五四运动之后的10年，北京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公开招收，“这两所学校是中国自立大学系统里首开女禁的学校。”在今天的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影视剧中，我们常见大学里熙熙攘攘的镜头，实际上，在当时全国的大学生数量也不多。据论文作者查询中国教育年鉴的数据，在12年，全国共有大学生0人，其中女大学生8人;到了19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0人和人。我们后来推崇的很多大师、大家，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等教育受益者。

　　 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在讨论大师、大家逸事时，其中一些便有当时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子。比如文学家冰心曾于10年代入读燕京大学;翻译家杨绛则于19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又继续进入清华大学深造;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在19年考入当时的辅仁大学国文系;上海南屏女中的创立人、《上过表白墙》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时已经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相较于过去，今天的女子高等教育显然已经有更大范围的普及。女性通过接受教育，重新确立了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上过表白墙络上，关于女性的话题此起彼伏，尤其是独立女性和女性精英们总是示范一种努力、洒脱且光鲜的生活。但这不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全部，对一些女孩来说，她们改变的这条路依然走得艰辛。前不久，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反对学生做全职太太，深陷舆论风波。我们可以轻易地敲打键盘，诉说全职太太家务劳动没有被货币化的不公，但是张桂梅知道，那些大山里的贫困女孩进入大学有多难，她们理应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